
刘晓岚:党龄75年。1932年5月出生,山西潞城人,1945年8月参加革命,曾在信阳地区卫生局、信阳地区行署计生办、信阳地区外贸局工作。1988年7月离休。
刘晓岚:“永远跟党走,是我最大的幸运”
山西省长治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。抗日战争时期,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在长治境内驻扎。我们此次寻访的主人翁——老党员刘晓岚,就出生在这里。

去年初冬时节,在信阳市第一干休所见到92岁的刘晓岚时,我们的话题就从抗日根据地里的故事开始。
“我的家乡长治市潞城县黄牛蹄乡潦河村是太行山区,村里沟沟壑壑,交通不便,游击队就隐蔽在村里。从小受革命熏陶,我13岁就参了军。”忆及峥嵘岁月,刘晓岚娓娓道来。
采访中,老人总是满脸笑意。温暖的褶皱里,似乎盛满了故事……
骑着毛驴去参军
儿时的刘晓岚,机灵勇敢,口齿伶俐,十来岁就在村里担任儿童团团长。
“我主要负责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、抓懒汉。”隔着80多年的光阴,刘晓岚仍然记忆犹新,“我们几个村孩子不论年龄大小,一起上课。大家天天喊口号:‘赶走小日本,活捉蒋介石’,喊得很带劲!”
战斗时有发生。壶关县常行窑洞保卫战,潞城县黄牛蹄村民兵保卫战……这些发生在周边的战斗,让年幼的刘晓岚印象深刻:“当时,离家很近,炮声隆隆,打得很激烈。”

1945年8月,上党战役前夕。在硝烟和炮声中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刘晓岚也迎来了新的生活。
“那时,长治外围陆续被我军夺取。新解放的村里没老师。我们这群小孩‘教员’,大概都是十二三岁,由老师带去区公所报到。我们被安排每两人一组负责一个村,去村里教孩子认字、唱歌、跑步,还宣传根据地的故事。”打开话匣子的刘晓岚,眼睛里闪耀着光彩。
许是“教员”当得出色,刘晓岚很快脱颖而出。
“有一天,区公所一位姓林的政委找到我问:‘小姑娘,你想参军不?’我说:‘想!但我担心自己没伴儿。’又问:‘那我能和我的好伙伴一起吗?’政委说,当然可以。没想到,第二天,华枫同志(后来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会主席)就到我俩家里,说了参军的事,并告知村里要优待军属。奶奶和妈妈哭了,我却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……”往事历历在目,刘晓岚的眼里闪着泪光。
穿上长到腿窝的军装,骑着小毛驴,13岁的刘晓岚来到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,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。
八路军里的“小鬼”
到了部队,性格活泼的刘晓岚进了文工团。
“就干些‘唱唱跳跳’的工作,过节时给部队演出,平时入村宣传革命。文工团男同志负责收集战斗英雄的故事,编歌、写剧本、编写快板和大鼓书,我们女同志负责布置场地和表演。没啥道具,遇到表彰英雄的大会,我们就把战斗英雄故事演出来,鼓舞士气、振奋精神。”讲到这里,刘晓岚笑意吟吟,“我年龄小,个子也矮,大家总喊我‘小鬼’。一有事,就说,‘哎,小鬼,你过来下。’”

在刘晓岚的印象里,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。部队走到哪里,他们就演到哪里,还深入村里贴标语,给父老乡亲讲根据地的故事、战斗英雄的故事。因为故事讲得好,群众信服,入伍不久,她就得了个二等奖。
“仗一打起来,我们就随军到前线,做‘前方的后方’。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背包,背包里只有一床被子和随身衣物,表演时就打包好,随时随地转移。”刘晓岚说,“有一次,我们上台表演,人还没站稳呢,一声令下,台下的战士就已无声地撤离了。还有一次部队连夜转移,我太困,走着走着就睡着了,旁边的战友拍了我一下,‘哎,小鬼’,我吓得一下子就醒了……”
就这样,刘晓岚既当文工团员,又当宣传员,从儿童团员,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。
而“小鬼”刘晓岚的心里,也总有一个“疙瘩”。
“有一次,部队开民主生活会,让大家提意见,什么意见都可以提。于是,我举手了,提了——‘我明明是个人,为什么你们总喊我小鬼呢!’同志们听了哄堂大笑。”说起“小鬼”的故事,刘晓岚也爽朗地大笑,“这时,年纪大的同志就悄悄跟我说,喊小鬼,是跟你亲哩!从那以后,再听到喊我小鬼,我就很高兴,首长战友都把我当亲人爱护呢。”
“疙瘩”被解开了,刘晓岚如释重负。“小鬼”的故事,从此烙印在她的心里,成为远去的硝烟岁月里鲜亮的记忆。
缮印员找到了革命伴侣
1947年8月,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,团里安排18岁到25岁的青年随军南下。其余年龄段的,留守被分配做文化教员或卫生员。文工团里的“五朵姐妹花”,四人去当了卫生员,唯独刘晓岚,被叫去单独谈话。
“和我谈话的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黄镇同志的夫人朱霖同志。她是太行军区组织部的领导,很善于做思想工作。看我有些紧张,就先和我拉家常,问我是否愿意去军区做缮印工作。我当时就懵了,我文化不高,能胜任吗?”刘晓岚记忆犹新。
就这样,15岁的刘晓岚,听从组织安排,在太行军区做了缮印员。从此,一口窑洞、一盏油灯、一台油印机,陪伴刘晓岚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
“遇到会议和军区要发文时,我需先把文件上的字一个个写到蜡纸上,再印出来,然后装订。常有紧要任务,首长们连夜开会,我则要随时待命,并快速完成缮印任务……很累很忙,但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时候。为适应工作需要,我抄了很多的报纸,认了更多的字,熟练了印刷技术,多次得到首长的表扬。”讲到这里,刘晓岚满眼自信。

也正是当缮印员,刘晓岚得以结识了时任太行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邵奉先,并在工作中互生好感。
在刘晓岚的家中,她至今还珍藏着一张泛黄的、手写的、盖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政治部组织部”印章的“结婚批准书”。
“贾赵科长转邵奉先、晓岚二同志:你俩的结婚报告经我们研究,今正式批准结婚。望你们在今后工作中互助互勉、共同进步。祝你们愉快。并致 敬礼。组织部 10月29日。”从一个斑驳的小铁盒里拿出来“结婚批准书”,双手轻抚,老人向我们讲述起它的来历。
“1948年10月底的一天,我接到部队领导的口头通知,说邵奉先同志马上要南下,同意我与他结婚,明天就举行典礼。我很意外。第二天,部队就开了一个会,大意是‘今天是邵奉先同志和刘晓岚同志的结婚典礼。经组织批准,从现在开始两人就是夫妻了。’随后,我和爱人领到了一份书面通知……”
一张珍贵的“结婚批准书”,让两颗火热的心结为革命伴侣。刘晓岚也随军南下,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。
“回望我这一生,辗转山西、河南、广州、遵义、信阳,没有惊天动地,只有幸福幸运。深深感谢党的栽培和教育。永远跟党走,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永远忠于党,此生矢志不渝!”采访接近尾声,刘晓岚眼含热泪地倾诉着对党的深切感恩。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