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，有一间“老潘调解室”。屋里人来人往，有争得面红耳赤的，有委屈得掉眼泪的，可不管多拧巴的事，到了老潘这儿，总能慢慢谈开。
老潘调解手记
窗外飘着细雨，我翻开桌上的卷宗，三个案件在眼前铺展开来。做了五年专职人民调解员，处理过一千四百多起纠纷，但每一件案子落在我手里，分量都是一样的沉——那背后是一个人的急、一个家的难。今天想记下的这三个案子，说来也巧，都让我往外跑了不少路。可话说回来，调解这事儿，坐在办公室里等是等不来的，得走到当事人身边去。
脚下的路
第一个案子是吕某某诉徐某民间借贷纠纷。原被告是朋友，徐某2023年4月和6月分两次向吕某某借了十万块钱，说好最多用两个月，结果钱没还上，闹到了法院。
我第一次给徐某打电话时，心里是有些打鼓的——电话那头的声音虚得很，说几句话就要喘一阵。细问才知道，他患了病，腿脚走不了路，正在老家康复。可脑子是清醒的，说话也明白，对借钱的事认账，说愿意还，只是眼下实在拿不出这么多，能不能宽限到2026年年底。
放下电话，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。调解应该双方当事人到法院的调解室来，面对面坐下谈。可徐某那个情况，让他来法院，那不是为难人吗?我寻思着，案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法律讲的是公平，可公平之外还得有人情。于是我拨通了吕某某的电话，把徐某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，问他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徐某老家一趟。
吕某某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潘调解员，你说去就去吧，我信你。”
那天我们到了徐某的老家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看到徐某坐在轮椅上，屋里收拾得还算干净，一股子药味儿扑面而来。他看见我们来，眼眶一下就红了，挣扎着要坐起来。我赶紧上前扶住他，说：“躺着躺着，咱们今天就是签个字，别折腾。”
签协议的时候徐某的手有些抖，名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但一笔一画都认真。吕某某在一旁看着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老徐啊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也是没办法才告的。你好好养病，钱的事不急。”
回去的路上，吕某某跟我说：“潘调解员，说实话，起诉之前我心里也堵得慌。今天看到老徐那样，我心里......”我笑了笑，没多说什么。有时候调解就是这样，不光是解决钱的事，更是解开人心里的结。
被拉黑的电话号码
第二个案子比第一个曲折得多。张某某诉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公司，保险合同纠纷。2016年7月，张某某买了份《银发安康恶性肿瘤疾病保险A款》保险。2026年1月，她被查出盆腔交界性肿瘤，找保险公司理赔，被拒了，老人家气不过，在网上立了案。
案子分到我手里，我先翻保险合同条款，逐字逐句看——确实在理赔范围之内。我心里有了底，就联系保险公司理赔科，对方核实后也确认能赔。按理说，这案子不难，难点在别处。
张某某年事已高，身体又有病，人在许昌，来不了信阳。我第一次打她电话，响了两声被挂断。再打，占线。第三次打过去，直接是“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”——我被拉黑了，换座机打，照样拉黑。
我一下子明白了：老人家在网上立的案，对法院的流程不熟悉，一看信阳的号码，以为是诈骗电话。这年头电信诈骗多，老年人警惕性高，我能理解。可案子不能就这么搁着啊。
我坐在调解室里想了半天。直接联系不上原告，那就只能走别的路了。我重新翻出保险公司的投保信息，一页一页找，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受益人(张某某的儿子)的电话。我赶紧拨过去，对方接了，我把情况说明白，让他转告母亲：信阳法院的调解员找她，是谈理赔的事，不是骗子。
过了两天，张某某的儿子主动给我回了电话，说他母亲同意调解意见，终止保险合同，理赔五万块钱。但老人来不了信阳签字。我告诉他，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可以委托儿子代理，只需要提供委托代理手续就行。后来他儿子专程来院里签了协议。再后来，理赔款到账了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老太太让他一定谢谢我。
挂掉电话，我看了看手机里那个被拉黑的号码，忍不住笑了。被当成骗子的经历也不是头一回了，但只要能把案子办成，心里还是高兴的。
名字的重量
第三个案子，是个农民工的劳务纠纷。李某某诉于某某，要的还是干活的辛苦钱。
2022年3月到6月，于某某委托李某某干拆除装修的活儿，活干完了，打了张欠条，却把李某某的名字写成了“李某”——两个字，不是三个字。李某某身份证上是三个字，但平时大家都叫他两个字的小名，叫顺了口，连欠条上也这么写了。
李某某拿着这张欠条去要账，只要到1000元，还剩12180元，再也要不出来了。于某某说：我只认识李某某，不认识李某。意思再明白不过——欠条上写的不是你的名字，我不认。
李某某来法院的时候，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起诉状，内容写得乱，格式也不对。他在调解室里坐下，两只手搓来搓去，说：“潘调解员，我不懂法，这状纸我也不懂怎么写，你看看这写的行不行?”
我接过来看了看，确实问题不少。但我没让他回去重写——他一个农民，来一趟法院不容易。我跟他要了身份证，又把欠条拿过来对照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问清楚，然后一点一点帮他梳理，告诉他该怎么写、重点写什么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时不时点头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”
梳理完材料，我开始联系于某某。于某某在电话里还是那句话：我只认识李某某，不认识李某。我说：“你加我微信，我给你发张照片你看看。”加上微信后，我把欠条和李某某的照片一起发了过去，又跟他解释：李某就是李某某，是平时叫顺了口，身份证上是三个字，人是同一个人。
于某某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回了一句：“还真是他。”
接下来的调解就顺了。于某某承认欠的是李某某的钱，同意分期还，每月一千，直到还清。协议签完那天，李某某握着我的手，说了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：“我是个农民，不懂法律，在你们法院没花一分钱就把工资要回来了，真的谢谢你们。”
他走后，我坐在调解室里把那句话回味了很久。“没花一分钱”五个字，听着简单，可对一个月收入没多少的农民工来说，省下的不仅仅是钱，还有跑断腿的时间、磨破嘴的精力，以及那份“咱不懂法”的胆怯。法院的门，应该为每一个人敞开，不管他懂不懂法，不管他会不会写诉状。
写在最后
整理完这三个案子，天已经黑了。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
五年了，从2020年专职干调解到现在，经手的案子一茬接一茬。有朋友问过我，天天面对这些矛盾纠纷，烦不烦?说实话，烦的时候也有——被当成骗子拉黑过，被人指着鼻子骂过，也曾在深夜里为想不出调解方案而辗转难眠。但我始终记得一句话：“我要为党委政府分忧、为人民群众解难，也要给子女树立好榜样。”
这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，是我实实在在的想法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也是浉河区调解员协会的常务副会长，可说到底，我就是个做调解工作的普通人。
调解这事儿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大到几十万的借贷纠纷，小到农民工的一万块工钱，到了我手里，都得认认真真地办。法律是冷的，条文是硬的，但人心是热的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在这冷和硬之间，添一点温度。
